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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友卡尔逊（上）       1938年6月中旬，贺龙同志等八路军一二〇师领导人在晋西北岚县接见卡尔逊及部队文艺工作组成员。（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卡尔逊，第三人为贺龙）选自《中国之友卡尔逊》  编者按  埃文思·福·卡尔逊（1896—1947），一位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挚情感的美国友人。抗战期间，卡尔逊作为第一个亲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西方国家军官，在枪林弹雨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增加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认识和感情。  《中国之友卡尔逊》（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一书，辑录了刘白羽、爱泼斯坦、欧阳山尊等人回忆卡尔逊的文章，卡尔逊的信件以及欧阳山尊的日记等，真实再现了卡尔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功绩，和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本报将在近期分两次摘发该书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一个崇高的美国人  大西洋上吹来一日豪雨，把华盛顿的天空洗得纤尘不染，晶莹澄碧。  当我站在阿灵顿公墓埃文思·福·卡尔逊将军墓碑之前的时候，  一片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  一滴泪水却静静地流向我的心底。  当我想到卡尔逊时，我的心灵的钟声不得不从50年前嘀嗒嘀嗒地响起，那是1938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是的，人生中一个重大事件，往往就这样轻易决定了。于是，被卡尔逊叫作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后来的从5月到8月的80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林山因为脚伤留在晋西北，金肇野也留在晋察冀工作了。我和欧阳山尊、汪洋，一直陪同卡尔逊，艰苦跋涉，冒着生命危险，到达郑州。我们的长征终于结束，我们要在这儿分手了。卡尔逊搭火车去武汉，我们送他上了车厢。当火车慢慢开动时，我们三个人站在月台上，情不自禁地唱起我们和卡尔逊一路之上，经常由他吹口琴伴奏，由我们高唱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时，卡尔逊流下了眼泪，我们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回到延安，收到过卡尔逊一封信和他送给我的一支漂亮的美国烟斗，但从此以后，人海苍茫，音讯渺然了。  1986年，一个瘦长身材，白发盈额的美国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查尔斯·格罗斯曼医生。他多次到中国来，寻找被卡尔逊称为五个“小伙子”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格罗斯曼通过对外友协找到了我们。在如此大的宇宙之中，卡尔逊这一根断了的线一下又联结起来。尽管使我们深为悲恸的是卡尔逊已于1947年与世长辞了，但卡尔逊的精神还活在我们心中。  卡尔逊回到美国后曾预言：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和美国决战。在这以后一年，日军突然发动使美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偷袭珍珠港事件。  另外一个预言，就是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卡尔逊的夫人说：有一天，卡尔逊在病床上看到《纽约时报》一则消息，报道中共已突破延安的封锁圈，大军正在向东挺进，他顿时拍案叫道：“中国共产党18个月之内就会取得全国的胜利。”他在说这话以后一个月告别人间，未能目睹新中国的诞生，而中国人民军队果然所向披靡，解放全中国的日期，比卡尔逊的预言只相差几个月。  是什么使卡尔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我回答，因为他是一个崇高的美国人。他同我们50年前远征时，只带了一本《圣经》，但他的睿智与良知，使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无比坚强的信念。早在1944年，他说到中国时就说过：“作为自由的人，我们永远相信自由人有能力建立一个正义、生活富裕和幸福的社会。”这正说明他肯定无疑地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  今天，波多马克河闪烁着波光，一群海鸥从大西洋飞来恣意翱翔，记在我们心中的难道只有那短短的墓碑吗？他是永远冲击前进的太平洋，这就是我从旧金山海边走到卡尔逊墓碑前一直深沉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太平洋才是卡尔逊真正的形象。它将永恒地存留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心灵之中，它紧紧联结着两个大陆，汹涌澎湃，浩瀚无垠。（刘白羽）  回忆埃文思·福·卡尔逊  1937年12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当时我为该社工作。  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我能帮助卡尔逊找到八路军在武汉的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我再见他时，他已旅行回来，对看到的一切满怀热情。他给外国记者、传教士和一些听众演讲，说八路军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最懂得为什么而战，官兵关系最民主，与民众的关系如鱼水情。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他对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高度评价，他用美国人熟悉的人作比较，说总司令“像林肯一样谦虚，像李将军一样才华横溢，像格兰特一样坚忍不拔”。卡尔逊的这次旅行改变了他自己，使他变成一个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实力崇拜的人。回到武汉后，他帮助艾格尼丝为八路军募集医疗用品，帮助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推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卡尔逊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旦通过自身的体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就言付于实。  1938年4月，我有幸与卡尔逊一道去山东前线，国民党部队在那里得到共产党游击队合作切断日本人供应线，在台儿庄战斗中首告大捷。与我们一道去的还有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有才华的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们刚从西班牙战斗中转来。那次旅行的成果之一是拍了一部纪录片《四亿人》，另一个成果就是卡尔逊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双星》。影片和书都着重说明了解放区斗争的成效和中国普通士兵在正确领导下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对胜利蕴藏着的潜力。影片和书也都强调了中国的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国共合作来反对日本侵略者。未被外界所知的第三个成果是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报告，也都强调了以上两点。  1939—1940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在中国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没有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表现动摇，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行事，他辞去美军职务，解脱了官方的限制，自由地说话和写作。他公开地宣讲他坚信的事实——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已经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抵抗，美国最后不得不向日本摊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将是美国最可靠的同盟，国民党内部的一切民主倾向都该得到支持。  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将军，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  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逝世了。他因劳累过度和在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受了伤而死于心脏病。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美国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与他有同样的信念，和平与发展对任何人、对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此而奋斗。（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建立在真诚、平等基础上的友谊  埃文思·福·卡尔逊是中国人民真挚的友人，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1938年，他同刘白羽、汪洋和我等到华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历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五省，行程3000余公里。我们一同在炮火中穿过敌人的防线，一同过着敌后艰苦的生活，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时他42岁，我24岁，刘白羽和汪洋比我小一些，所以他以年轻人 （YOUNG BOYS）称呼我们，而今天，我这个“年轻人”已经是一名老翁了。  缅怀往事一如昨日。  1938年7月中旬，我们抵达山东临清，这里有驻军八路军一个团，而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正在这里。沈鸿烈曾约请卡尔逊谈话，问到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看法，他列举了八路军抗战坚决、纪律严明、发动群众、共同抗敌的优点，并强调群众运动的重要。谈话结束时，沈送了他一本“山东省施政纲领”的小册子。孔团长知道了这件事，希望能看一下这份“纲领”，我转告了卡尔逊，他很痛快地说：“就将这份给你吧。”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可以向沈再要一份，说是给美国大使馆的。”  我们继续南行，到了河南省境内，那里的形势非常复杂，将要经过的地方离敌人很近，并有汉奸土匪出没。那里没有八路军，只有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队伍，经过交涉，他们派了一个连护送我们。这些士兵一路上摘地里的西瓜吃也不给老百姓付钱；行起军来一路掉队；强拉群众的大车代步；每过一个村子就要停下来打尖，把枪架起来，找个树荫休息，也不放警戒。看到这种情形，卡尔逊对我说：“我和八路军一起安全地过了四次敌人的防线，八路军始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队伍，可是现在这些人似乎想让日本人把我抓了去。”我对他说：“你现在不是还和三个八路军战士在一起吗？”  渡过泛滥的黄河抵达郑州，我们三个人要从这里返回延安，而卡尔逊则要去武汉，我们送他到车站，彼此互道珍重，含着依依惜别的热泪合唱《游击队歌》。火车开动了，我们长久地挥动着告别的手。那是1938年8月6日。  在为期三个月和3000余公里的行程中，卡尔逊和我们建立了真挚牢固的情谊。他不因年长而以老大自居，也不以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什么“优越”，他虚心地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经验，努力使自己适应当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他和我们一起吃农民的粗茶淡饭；和我们一起在土炕上休息；如果只有一匹为他准备的马，他就和我们一起徒步行军；我们开生活检讨会的时候，他要求参加，请我们向他提意见，对他进行批评……总之，我们之间并不因年龄、国籍和文化的不同而存在什么隔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真诚和平等的基础上的。  历史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只有建立在真诚和平等基础上的友谊才能巩固、永恒。（欧阳山尊）  埃文思·福·卡尔逊致罗斯福总统的信